印度會分裂成二十多個小國嗎?

70年過去,經過“最魯莽的建國實驗”,印度並沒有像西方政治傢預言的那樣分崩離析,國土面積反而在不斷擴大。一些西方學者甚至已經開始談論印度將來成為超級大國的可能性瞭。

從“最沒前途國傢”到“未來超級大國”,獨立後的印度到底經歷瞭什麼?昔日那個搖搖欲墜的國傢,如今真的欣欣向榮嗎?

在建國初期,尼赫魯、甘地、帕特爾和安貝德卡爾這四位元勛心中飽含希望:將來的印度能夠順利完成現代化建設,實現宗教和諧、政治統一,並且成為一個平等的社會。

那麼,他們的美夢成真瞭嗎?

文 | 高學思 瞭望智庫特約國際觀察員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序曲

滿目瘡痍中的重生針對性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國旗第一次飄揚在德裡紅堡(地位相當於我國的紫禁城)上空

“當午夜的鐘聲敲響,全世界都在沉睡之時,印度將會獲得新的生命和自由!”

1947年8月14日晚,尼赫魯發表著名演說“命運之約”。

第二天,英國殖民者宣佈正式退出次大陸,一個新的、獨立的印度誕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租賃生瞭。

在許多西方觀察傢眼裡,這是一個最不可持續、最沒前途的國傢,它貧窮兼且落後、復雜而又混亂。

“很快印度將會分崩離析……印度的多樣性堪比歐洲,沒有人能夠將這個次大陸整合成一個國傢”,一位英國將軍這樣寫道。

邱吉爾則更為直接地拋出瞭自己的預言:“(我們走後,)印度將會陷入中世紀的野蠻與困頓之中。”

的確,從任何角度來看,這個新生的國傢都危機重重。

當時,印度的建國元勛們從英國人那裡接手的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混亂局面:

第一任總理尼赫魯需要妥善安排文盲率近九成的三億多國民,其中絕大部分缺衣少食,生活在赤貧狀態;

“聖雄”甘地正奔走於東印度的大城小鎮,試圖平息一場因印巴分治而引發的大規模宗教仇殺;

內政部長帕特爾則面對一張星羅棋佈著五百餘個土邦的印度地圖眉頭緊鎖,思考著怎麼將復雜混亂的“地理名詞”印度,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國傢;

而出身賤民傢庭的印度憲法主要起草人安貝德卡爾也清醒地知道,獨立並沒有解決殘酷的種姓歧視,雖然英國殖民者走瞭,千千萬萬種本土的壓迫仍在印度上演。

如何讓新生的印度生存下來,是當時這四位建國元勛面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

網友將四位印度的建國元勛PS到瞭一百盧比的紙幣上,從右向左分別是甘地(本就印在紙幣上)、尼赫魯、帕特爾和安貝德卡爾

2

建設

尼赫魯:“現代化所帶來的好處和苦痛,

我們必須同時面對。

總體來說,這是一件好事。”

在廢墟中蹣跚前行

建國初期,作為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印度的經濟、科技及教育等方面都亟待實現現代化,當時的總理尼赫魯正是現代化最堅定的推進者。

早在英國留學期間,尼赫魯就對社會主義心馳神往。印度共和國成立後,他立即師從蘇聯,成立瞭國傢計劃委員會,並親任主席,開始實施“五年計劃”,希望能夠盡快改變印度積貧積弱的局面。

然而,印度經濟發展卻不盡如人意。信奉“計劃經濟”的印度政府為瞭全面監管經濟發展,設計瞭一個繁雜的“許可證制度”,幾乎涵蓋瞭經濟活動的每一個步驟。

舉個例子,一傢私企在正式進行生產之前,要獲得八十餘個政府機構的批準。

這一制度嚴重地降低瞭效率,損害瞭經濟活力。

在尼赫魯及其女英迪拉執政時期,印度經濟發展長期“龜速”,年均增長率僅為3.5%,遠遠落後於同期的東亞諸國,被國際媒體揶揄為“印度式增長”。

在建國後的前三十多年裡,除瞭農業領域的“綠色革命”基本消除瞭饑荒以外,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進步並不算大。

不過,這個階段的印度還是集中力量辦成瞭一些大事。比如,1951年創立瞭當代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印度理工學院(IITs)。

尼赫魯將一個英屬印度時期的拘留營作為其第一所校區的選址,那裡曾關押過許多印度獨立運動人士。這樣的安排,估計是為瞭讓在此讀書的年輕學子時刻都不能忘卻“落後就要挨打”的屈辱歷史。

印度理工學院

以印度理工學院為代表,一批高等院校的設立,提供瞭源源不斷的理工人才,使印度在一些重要領域裡取得瞭不小的突破:

1974年,代號為“微笑佛陀”的核試驗取得成功;

次年,印度的第一顆衛星發射升空。

這一時期對原子能和空間技術的研究,為日後印度逐漸發展出核武器、洲際導彈等“大國標配”奠定瞭基台中靜電油煙處理機出租礎。

到瞭1984年,尼赫魯的外孫、英迪拉的長子拉吉夫當選為印度總理。這位時髦的公子哥開始對長期籠罩在本土保護主義下的印度經濟進行改革。

拉吉夫熱衷於引進外來的技術與投資,當時,他最為心儀的就是在美國方興未艾的信息科技產業,至於英式社會主義理論、蘇式武器裝備,似乎都不如美國的矽谷更有吸引力。

印度最著名的IT公司Infosys所建設的產業園區

拉吉夫的經濟改革計劃在此後幾任政府手中得到瞭延續。

1991年,時任財政部長的曼莫漢·辛格制定推出瞭一系列新工業政策,鼓勵“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全面開啟瞭印度經濟的新時代,創造瞭一個更加市場導向的、更具活力的經濟環境。

從那以後,印度這頭步履蹣跚的大象才真正長出瞭翅膀,年均增長率躍升到瞭8%左右,增速在主要國傢中僅次於中國。

發展中的痼疾積重難醫

根據普華永道2017年的最新預測,到2050年,印度將會成為第二經濟大國,GDP(PPP)將會達到44.1萬億美元,僅次於中國的58.5萬億,而高於美國的34.1萬億。

但是,這個預測不一定可信,我們需要找一些其他更為可靠的數據來觀測當前印度的發展水平。

從高水平科研的最佳衡量指標Nature Index來看,印度(901)雖顯著低於中國(6481),但也明顯高於其他新興大國俄羅斯(371)或巴西(237),對其鄰國巴基斯坦(22)更是有著壓倒性的優勢;

在鋼產量和發電量兩個數據上,印度目前分別位於世界第二和第三位,其絕對數值約相當於我國在2000年左右的水平;

在最大的短板基礎教育方面,其青年(15-24歲)識字率剛超過瞭90%,與我國八十年代初水平相當。

我們應該承認,經過七十年的發展,印度的現代化建設還算蠻有成效。最近印度建成的通過身份編號與個人的虹膜、人臉、指紋信息相結合的“生物身份識別系統”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必須指出,作為現代化建設的重中之重,今天的印度經濟仍舊面臨著十分嚴峻的考驗:

制造業的疲軟和基礎設施的落後;

由於近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由技術密集型產業驅動,因此並沒有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數以千萬計的無業青年已經成瞭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仍有四分之一的印度人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之下,顯著的貧富差距令經濟發展成果大打折扣。

正如印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所說:“一小部分印度人享受著和加州一樣舒適的生活,而其他大部分印度人則像是在撒南非洲受苦。”

一個極度貧困的印度賤民村莊

3

宗教

甘地:“我是一個印度教徒,

同時也是穆斯林、基督教徒,

你們也應該是一樣。”

聖雄之血“維和”時效有限。

1947年秋,當印度民眾歡呼雀躍、慶祝國傢獨立之時,“聖雄”甘地卻正在加爾各答進行絕食抗議,以阻止肆虐當地的暴力行為。

約一年來,在穆斯林領袖真納宣佈要用“直接行動”爭取獨立建國之後,印度西北部和東部——印巴分治的邊界線兩側——的宗教沖突與屠殺此起彼伏,造成瞭數十萬人的死亡。

這令甘地極度失望。他一直堅信:獨立後的印度應該是一個包容的、統一的、能將次大陸所有居民拯救上船的“諾亞方舟”。無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積怨實在難以調解,終於還是因為分治建國這個導火索集中爆發瞭。

推崇非暴力思想、倡導田園生活的印度國父“聖雄”甘地在收到瞭沖突雙方的“和平宣言”後,甘地結束瞭近一周的絕食。

他不願接受任何政府職位,從加爾各答回到瞭德裡,繼續宣揚非暴力精神。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他的理念,在一些狂熱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甘地的行動是對穆斯林的姑息和偏袒。

終於,悲劇發生瞭:1948年初,在甘地前往晚禱的途中,一個印度教極右翼青年開槍將其刺殺。

“如果我被殺瞭,也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會和諧相處。”甘地曾經的預言竟然一語成讖。

悲痛中的尼赫魯在向國民的演講中譴責瞭失去理智的宗教沖突,而沖突中的雙方得知獨立印度的國父竟死於自己人之手,終於清醒冷靜瞭下來——甘地之死給印度人上瞭慘痛的一課,絕大部分國民都意識到瞭宗教和諧的重要性。

獨立後的印度再也沒有發生前述那種規模的宗教沖突,大體來說,印度宗教矛盾是在可控范圍之內。巴基斯坦國父真納所害怕的,印度教徒通過民主制度對穆斯林的全面壓迫並沒有發生。

2004年,一項調查發現,72%的印度穆斯林對印度民主的運轉狀況感到滿意,比印度人總體的滿意度(69%)更高。

到瞭2007年,印度有瞭一個穆斯林總統、一個錫克教徒總理和一個天主教徒的執政黨黨魁,而他們領導著的是印度教徒占絕大多數的國傢。

甘地的宗教和諧夢似乎已經實現。

但是,現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仇恨再次爆發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並快速蔓延開來瞭。

當時的總理拉吉夫在兩次涉及宗教的裁決中,面對伊斯蘭和印度教極端勢力的不合理要求,放棄瞭世俗主義的原則:

允許穆斯林保守主義者依照伊斯蘭教法,剝奪離婚後妻子的撫養費;

默許瞭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在一處爭議位置(當時是一座清真寺)上建設羅摩神廟。

拉吉夫不負責任的決定再次打開瞭宗教沖突的“潘多拉魔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在90年代明顯加劇。

羅摩神廟運動在九十年代再次點燃瞭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狂熱火焰

2002年,宗教仇恨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終於集中爆發:

一群穆斯林暴徒點燃瞭印度教朝聖者所乘坐的火車,造成百餘人死傷;接著印度教徒則發動瞭大規模的復仇行動,在3天左右的時間裡,約有2000人慘遭殺害,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

這次事件是印度建國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最嚴重的一次宗教沖突。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當時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正是如今印度總理莫迪。有學者認為,那時,莫迪以及其印人黨政府面對屠殺無所作為,至少可以說是縱容瞭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血腥報復。

這不禁令人們對2014年莫迪登上總理寶座後的作為保持警惕。

3年來,在印度世俗主義的大環境下,莫迪及他的印人黨政府至少表面上做到瞭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數印度人也都似乎被莫迪“發展主義”的宏大構想所迷住,暫時放下瞭宗教仇恨。

但是,印度教沙文主義和伊斯蘭極端勢力在一些地區仍然十分活躍。從歷史經驗上來看,這些宗教極端傾向在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時代不會占到主流,但如果一旦社會局勢不穩或發展受挫,則有蔓延泛濫的危險。

所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宗教矛盾,仍是埋在印度社會中的一顆“不定時炸彈”。

印度的伊斯蘭極端分子

4

統一

帕特爾:“松散的人口羸弱不堪,

團結起來就會變成千鈞之力。”

在內爭外鬥中前行

將一個“大陸”整合成一個國傢絕非易事。

在印度宣佈獨立時,有近半的國土處在五百餘個土邦王公的統治之下。在歷史上,還從沒有過一個政權能夠直接管理整個印度,這對新生的獨立印度更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將土邦並入印度這一進程主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時任內政部長的帕特爾是一位頗具個人魅力的勸說傢,他在與土邦王公的談判中,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既註意安撫他們的自尊和情緒,也不失時機地運用瞭一些強迫手段,最終成功地將絕大多數土邦納入國土之內。

但海德拉巴是一個例外,統治著這個土地最廣、人口最多的土邦的穆斯林君主不肯放棄自己的獨立地位,試圖繼續做次大陸中的國中之國。

“鐵人”帕特爾此時展現出瞭他強硬的一面:“當你的善意成為成功的阻礙,請讓憤怒沖破你的雙眼,用堅實的雙手去做鬥爭。”

他策劃瞭對海德拉巴的武裝入侵,經過一個星期的戰鬥,最終將這二十餘萬平方公裡土地納入印度政府的管轄之下。

武裝入侵,吞並“印度心臟處的腫瘤”海德拉巴

除英國外,法國和葡萄牙也曾經在次大陸的海岸上建立瞭幾塊殖民地。

50年代,經過法國政府的同意,印度通過居民公投收回瞭法屬印度的所有地盤。

而控制著海濱城市果阿的葡萄牙人則不願意輕易離去,1961年,尼赫魯決定動用印度軍隊解決問題。通過與果阿內部的解放運動組織內外聯合,印度軍隊在一天之內便占領瞭果阿全境,葡萄牙軍投降。

至此,西方殖民者被徹底趕出次大陸。

1975年,錫金公投(一場印度精心設計的政變)加入印度聯邦之後,印度所控制的國土就基本固定瞭下來。

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復雜程度令人咋舌:共有數百個不同的民族,其中有22種語言被列入瞭印度官方語言的名單(其中印地語是國傢層面的官方語言,英語則是第二官方語言)。要令所有這些民族都產生對印度的國傢歸屬感,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這也是為什麼西方觀察傢不看好印度建國的最重要原因。

不可思議的是,時至今日,印度居然基本做到瞭這一點。

據印度本土學者的分析,在一個不算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如此復雜多元的印度能保持統一,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的力量。

傳承數千年的史詩、神話與英雄傳說構成瞭絕大部分印度人民的共同文化背景,獨立運動時期建立起來的國族觀念也已經深入人心,而寶萊塢的電影、音樂則更是加深瞭印度人之間的情感紐帶。

流行文化在提高印度國傢的吸引力方面厥功甚偉——在印度東北部分離主義者所控制的山區,盡管武裝分子嚴令禁止寶萊塢電影和音樂,“走私”的電影碟片和音樂磁帶仍在當地居民中大受歡迎。

寶萊塢電影

在與印度人的交流中,即便是那些對政府非常不滿的異見分子,也沒有分裂國傢或者顛覆政府的想法。他們爭議的焦點大多在於如何劃分各邦的邊界、如何懲治腐敗,以及最重要的,下一次選舉應該投票給哪個政黨、哪位領袖。

也就是說,印度共和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作為印度文明的繼承者,已經在人民群眾中基本紮穩瞭腳跟,其政權的合法性(或者說認受性)比一般人原來想象的要高很多。

印度的政治統一也經常受到嚴重的威脅,至今,曾三次走向分裂的邊緣。

東北部的部落民、西北部的錫克教徒以及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都曾武裝反抗中央政府,謀求獨立建國。

另外,試圖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的納薩爾派運動也在印度腹地開辟出一條“紅色走廊”,在其鼎盛時期,一度波及瞭四分之一的國土。

這些武裝反抗運動大多被印度政府用軍事和談判成功化解:

錫克教分離勢力基本消失,如今錫克教徒已成為印度國傢自豪感最強的群體之一;

東北部部落民和納薩爾派武裝鬥爭的熱潮也已經消退,影響力被限制在極少數交通不便、人跡罕至的山區叢林之中;

克什米爾的情況最為復雜,印度在當地使用瞭近乎軍事管制的鎮壓手段,處於弱勢的穆斯林武裝分子隻能靠恐怖行動反擊政府。

但是,分離主義和極端主義(以及要求建立屬於自己的邦的示威活動)仍是當前印度的極大不穩定因素。

八十年代部分錫克教徒的獨立建國運動最終失敗

5

平等

安貝德卡爾:“英國不應該奴役印度,

同理,一群印度人也不應該奴役另一群印度人。”

為“賤民”爭取人權

印度憲法的主要起草者安貝德卡爾一直沒有加入國大黨,在獨立運動的大多數時間裡,甚至是國大黨重要的競爭對手——出身“不可接觸者”群體的他一直是為“賤民”爭取權益的代表人物,他對國大黨和甘地對“賤民”權益的忽視感到極度不滿。

在獨立前的兩年,安貝德卡爾專門寫瞭一本書《看看國大黨和甘地對賤民都做瞭些什麼》與對方論戰。在書的扉頁上,他引用瞭修昔底德的名言:“你們固然高興做我們的主人,但我們不情願做你們的奴隸!”

盡管如此,在尼赫魯和國大黨政府接管印度之後,因為欣賞安貝德卡爾的法律才能(留學英美雙博士),還是堅持讓他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

憲法是一個國傢最根本的組織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瞭其政權合法性的有無。安貝德卡爾認為,獨立後的印度想要在道義上站住腳,就必須消除種姓制度,尤其是對賤民群體的歧視。

因此,在憲法中的第三部分,他明確列入瞭一條——禁止一切形式的基於種姓的歧視——希望能開啟印度社會平等的新局面。

印度憲法序文

然而,三千年的文化傳統很難被一條法律條文所改變。在獨立後的印度,對低種姓的壓迫與歧視依然十分普遍。

以學校生活為例,安貝德卡爾小時候就曾經被同學扔下放學後搭乘的牛車。在獨立後的印度,“賤民”傢的孩子也經常被剝奪在學校內和其他同學一起進食、玩耍的權利。

在農村地區,針對賤民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賤民的基本人權往往得不到保障。

對這種法律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印度著名法律學傢納尼評論說:“印度是個擁有一流憲法的三流國傢。”

為瞭用更直接的方式改變“賤民”群體的弱勢地位,安貝德卡爾在憲法中特地規定,允許政府為“賤民”群體制定特殊條款進行照顧。

於是,在政府公務員的聘用、高等院校招生中,印度的中央及地方政府都根據人口靜電油煙機租賃比例,為這兩種弱勢群體設定瞭共22.5%的“保留名額”,以求為他們提供更平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這一政策立竿見影地改善瞭“賤民”群體中不少人的社會地位。獨立後,印度湧現瞭大量出身“賤民”的成功企業傢、法官和學者。至今,已有過兩位“不可接觸者”當選為印度總統。

一個文字遊戲:從上到下分別寫著印度教、耆那教、佛教、錫克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中間紅底白字的單詞則意為“印度人”

惡魔依舊在人間

當這一“保留名額”制度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擴大時,問題就出現瞭。

1990年,當時的印度政府為瞭爭取更多低種姓選民的支持,決定對一部分非賤民的低種姓群體也給予“保留名額”的優惠政策,從而將名額的總份額升到瞭49.5%。

這一決定激化瞭印度內部的種姓矛盾:

一方面,高種姓群體堅決反對“保留名額”制度,認為這違反人人機會平等的原則,是對高種姓的逆向歧視;

另一方面,中低種姓群體為瞭被納入“保留名額”的名單之中而爭破瞭頭。

一時間,印度各地都出現爭當低種姓的奇特現象。

近日在孟買發生的50萬馬拉塔人的遊行示威,一個主要的訴求就是逼迫政府為他們制定“保留名額”。有些諷刺的是,馬拉塔人實際上長期是印度中西部的強勢族群,一直以自己剎帝利(王公種姓)的血統而倍感自豪。

孟買馬拉塔人的遊行示威

在印度神話中,有一隻惡魔名叫Raktabīja(意為“血種”)。他在與正義女神的戰鬥中,留下的每一滴血都會變成一個新的惡魔。因此,惡魔越戰越多,令女神十分苦惱。

印度的種姓問題與這隻惡魔有些類似,運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平等,往往不但難以解決舊的問題,還制造出許多新的矛盾。神話中的女神最終通過慢慢吸幹惡魔的血液而將其消滅。

種姓問題的完美解決,也許隻能靠漸漸改變人們的思維模式,最終完全去除種姓這一身份維度。

但是,這又談何容易?

女神戰勝惡魔

6

尾聲

印度夢仍在路上

經過70年,四位建國元勛的“印度夢”仍然“在路上”——用一句印度人很喜歡說的話來來說就是“Fifty fifty(喜憂參半)”。

如果將國傢比作人,那麼,今天的印度已經成長為一個朝氣蓬勃、躊躇滿志但卻患有嚴重的先天疾病的青年——雖然已經沒有瞭夭折的危險,但是否能夠健康地發展下去、成就一番事業,仍然難以預料。

總之,印度沒有本國政客吹噓的那麼好,也沒有我們在網絡帖子裡看到的那麼差。

印度,是一個我們無需畏懼、但必須正視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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